第三十七节仁宗其人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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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魏泰《东轩笔录》收录的两则轶事。其一,仁宗“春日步苑内,屡回顾,皆莫测圣意。及还宫,顾嫔御曰:‘渴甚,可速进热水。’嫔御曰:‘官家何不外面取水,而致久渴耶?’仁宗曰:‘吾屡顾,不见镣子(掌管茶水的宫人),苟问之,即有抵罪者,故忍渴而归。’”其二,“仁宗一日晨兴,语近臣曰:‘昨夜因不寐而甚饥,思食烧羊。’近臣曰:‘何不降旨取索?’仁宗曰:‘比闻禁内每有取索,外间遂以为制,诚恐自此逐夜宰杀,则害物多矣。’”为免旁人受累和开了恶例,仁宗皇帝宁可忍受饥渴,确实难得。南宋施德操《北窗炙輠录》记有一则类似的故事,不过情节更富戏剧性。“仁宗一日视朝,色不豫,大臣进曰:‘今日天颜若有不豫然,何也?’上曰:‘偶不快。’大臣疑之。乃进言宫掖事,以为陛下当保养圣躬。”大臣以为皇帝贪图美色、房事过度,才导致身体不舒服,所以委婉劝皇上节欲。“上笑曰:‘宁有此?夜来偶失饥耳。’大臣皆惊曰:‘何谓也?’上曰:‘夜来微馁,偶思食烧羊,既无之,乃不复食,由此失饥。’大臣曰:‘何不令供之?’上曰:‘朕思之,于祖宗法中无夜供烧羊例,朕一起其端,后世子孙或踵之为故事,不知夜当杀几羊矣故不欲也。’”宋仁宗对自己的欲望更是加以节制,以身作则,《北窗炙輠录》载有一事可为佐证:一日深夜,仁宗“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,问曰:‘此何处作乐?’宫人曰:‘此民间酒楼作乐处。’宫人因曰:‘官家且听,外间如此快活,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。’仁宗曰:‘汝知否?因我如此冷落,故得渠如此快活。我若为渠,渠便冷落矣。’”

在朝廷行政事务上,宋仁宗尊重这些机构的自主权,从不越俎代庖,也不刚愎自用。据宋人王辟之《渑水燕谈录·卷一》记载,夏竦死后,赵祯打算给他一个谥号“文正”。不料负责官员考核的刘敞说:“给谥号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,我们挺负责的,你怎能侵犯我们的权利?再说,夏竦也不够格。”司马光也上书,说:“文正”的称号太高。于是,赵祯收回成命,同意将谥号改为“文庄”。

历代帝王揽权,常用的方法是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,直接下发“手诏”、“内降”指挥政事。仁宗皇帝并非没有下过手诏,但本意并非出于揽权之意,而是由于仁宗皇帝“帝性宽仁,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,或不能违故也”,有些近臣向皇帝跑官要官,仁宗性子软,不好意思严词拒绝,只好下一道手诏,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任用。但仁宗又事先给宰相打好了招呼:凡是我下发的手诏,你们不必遵行,退回来就行了。如康定元年(1040)十月,仁宗诏:“自今内降指挥与臣僚迁官及差遣者,并令中书、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。”皇祐二年(1050)九月,又诏:“内降指挥,百司执奏,毋辄行。敢因缘干请者,谏官、御史察举之。”宋仁宗做不到绝不私发手诏,却明言他的手诏“毋辄行”,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。“至和、嘉祐间,嫔御久不迁,屡有干请,上答以无典故,朝廷不肯行。或奏曰:‘圣人出口为敕,批出谁敢违?’上笑曰:‘汝不信,试降敕。’政府果奏无法,命遂寝。”

正史也有记载:高若讷任枢密使时,“凡内降恩,若讷多覆奏不行”;杜衍为宰相,“每内降恩,率寝格不行,积诏旨至十数,辄纳帝前”。嘉祐元年(1056),由于开六塔河失败,淹死数千人。朝廷派遣御史吴中复“往澶州鞫其事”,仁宗既怒且急,一再给吴中复发手诏,批示查案意见,“一日内降至七封”。吴中复带着七封手诏去见仁宗,将手诏还给皇帝,说:“恐狱起奸臣,非盛世所宜有。臣不敢奉诏,乞付中书行出。”意思是皇上你有什么意见,请走法定程序,私自下发手诏,恕不奉行。宋仁宗只能表示同意,“上从之”。

宋仁宗兴趣广泛,还想当下首席大法官过把瘾。“时近臣有罪,多不下吏劾实,不付有司议法”,所以仁宗自己当法官,直接给这些近臣判罪。这里的“近臣”,当为皇帝身边的内侍、私臣,属于皇室家奴,谏官王贽忿忿不平,拍案而起站:“情有轻重,理分故失,而一切出于圣断,前后差异,有伤政体,刑法之官安所用哉?”王贽认为司法是需要专业知识,需要长期学习,不是心血来潮,随性而为的,“情有轻重,假如“一切出于圣断”,会出现“前后差异”的裁决,“有伤政体”。因此他大胆提出“请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”。宋仁宗不敢逞强,“许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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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突然想起一件人生憾事,正好借题发挥,免得眼前这位愚兄再刨根问底,让我言多必失,说漏嘴就不好了,那就是我一直耿耿于怀,恋恋不忘的大宋皇帝仁宗,如此鼎鼎有名,如雷贯耳,千古留名的皇上我居然深入皇宫后无缘以见,真是太可惜可叹了,我本来就在历史课本有所耳闻,在御膳房百无聊赖的日子里大伙儿对他议论纷纷,称赞有加,我本来就比较好奇,再加上朝廷之上太后又绘声绘色的给大家讲述了他成人之美,忍痛割爱,让写下画毂雕鞍狭路逢,一声肠断绣帘中。身无彩凤双飞翼,心有灵犀一点通。金作屋,玉为笼,车如流水马如龙。刘郎已恨蓬山远,更隔蓬山几万重的宋祁春风得意抱得美人归,这是何等的胸襟与气魄,让我更是大感兴趣。

这宋仁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呀?没有亲自一睹亲详,只是想起了以前在书上看到的关于他的事迹,点点滴滴汇聚在一起,构成了宋仁宗的一生。翰林学士王珪等群臣给他写谥曰:“臣闻元精磅礴,济万物而不昭其迹者,荐名曰天;至德汪洋,泽万世而不有其功者,建谥于帝……维其历古圣贤之君,莫不极所以尊明令显之称,又或至于代相袭之。夫仁者圣人之盛德,岂独未有以当之耶抑当时鸿儒巨学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启、期以克配先帝之庙乎《诗》云:‘维天之命,于穆不已’,此之谓欤惟功以创业为祖,德以守成为宗,皆尊尊之大义也。先帝尊谥,宜天锡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,庙曰仁宗。”

盖棺论定,从他的死亡时候的盛况空前可以窥豹一斑,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,54岁的宋仁宗赵祯去世了,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,举国哀痛。《宋史》记载:“京师罢市巷哭,数日不绝,虽乞丐与小儿,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”。整个百万级别的大城汴梁城飘雪,纸灰漫山遍野,消息传到洛阳,市民们自动停市哀悼,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上空,以致天日无光。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,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,路经剑阁,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在哀悼皇帝的驾崩,整个北宋国内子民无比哀痛,岂止是国内,宋仁宗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,“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”,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,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,说“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。”又说:“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,寄托哀思。史载辽道宗“惊肃再拜,谓左右曰:‘我若生中国,不过与之执鞭持,盖一都虞侯耳’”此后,辽国历代皇帝“奉其御容如祖宗”。一个国家的皇帝死了,让本国黎民百姓哭得泪流满面,肝肠俱断,屡见不鲜,但让邻国敌国的百姓和皇帝痛哭,哀悼。确实是凤毛麟角,让人嘘唏不已,甚至北宋灭亡的时候,金兵占领中原后,曾大肆盗掘宋陵,把北宋皇帝的墓挖了个遍,唯独不动仁宗的,但因为慑于宋仁宗的威名,独独没有对永昭陵下手,唯昭陵如故,让人唏嘘不已。有时候,一个人伟大到极致,哪怕是敌对的国家也会尊重他。在大多数宋人眼里“仁宗盛治”远过“贞观之治”、“开元盛世”。“仁”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,“为人君,止于仁。”“仁政”,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。宋仁宗之前,没有一个帝王能以“仁”为谥号或冠以“仁”。从他开始,整个中国历史上才开始有仁宗的封号。

宋仁宗甚至家事也不能随心所欲,因为皇帝的家事即是国事,皇宫妃嫔虽不少,但赵祯最宠的是张贵妃,一直想晋升她为皇后。但在“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”的制度制约下,每次提议都被驳。张贵妃不仅没有晋封成皇后,连其伯父张尧佐晋封宣徽南院使这一虚职的事也成为泡沫。这天,宋仁宗上朝,张贵妃提醒他官家不要忘了宣徽使的事情,赵祯一口应承下来,结果在殿上,包拯义愤填膺的慷慨陈词,陈述不应给予张氏任命的理由,长篇大论,很是激动,连唾沫都溅到宋仁宗脸上,宋仁宗若无其事,收回了成命。包拯胆大包天,仗义执言,他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,但宋仁宗置若惘然,全部都一一采纳,从未怪罪。包拯大人病逝之后,仁宗亲临吊唁,还专门为其辍朝一日,追赠礼部尚书,谥号孝肃。

宋仁宗心胸也特别宽广,海阔天空,肚子能撑船,大气磅礴,从未兴过所谓的文字狱。嘉佑年间苏辙参加进士考试,道听途说一些朝廷的小道消息,心生不满,于是仗义执言,在试卷里大笔一挥:“我在路上听别人说,我们官家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,终日里歌舞饮酒,纸醉金迷。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,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。”大宋的考官们集体震惊了,认为苏辙无中生有、恶意诽谤,胡说八道,胡言乱语,无缘无故诋毁当今圣上,为大不敬,应予严惩。赵祯却轻描淡写的说了句,朕设立科举考试,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。苏辙一个小官,敢于如此直言,应该特与功名,不但不惩罚,反而还大力嘉奖。

当时四川还有个读书人,也是一日突发奇想,献诗给cd太守,主张“把断剑门烧栈阁,cd别是一乾坤”,这是多么惊世骇俗,惊天动地的言论,cd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的煽动造反,发布反动言论,造谣生事,要把他缚送京城。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,此人应予以严惩,赵祯却淡淡一笑说:“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,写一首诗泄泄愤,不足挂齿,怎能因此治罪呢?不如给他个官当吧。”于是这老秀才因祸得福,被授为司户参军。倘若这些事情发生在朱明王朝和文字狱比比皆是的满清康乾盛世,灭九族是可想而知,不可避免的。

‘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“的柳永,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试。但在赵祯看来,他不适合做官,还是填词的好,就给划掉了。赵祯说且去浅斟低唱,何要浮名?柳永反唇相讥,说自己是奉旨填词。讥讽赵祯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,填词也没受影响,更加肆无忌惮起来,因此柳永非但不生赵祯的气,还愿岁岁,天仗里常瞻凤辇。

宋仁宗就是这样一位仁义之人,他为人低调,却天生是个做皇帝的料,是个有为之君。嘉祐四年,距赵祯驾崩还有四年,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“大仁至治”,但他都没有批准。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。他虽然不像汉武帝、唐太宗、明太祖、康熙、乾隆等那样的雄才大略、励精图治,穷兵赎武,大开杀戒,开疆拓土,战功赫赫,上没有太祖赵匡胤的雄才大略,下不像徽宗那样多才多艺,但他温良恭俭,悲天悯人,严格自律,大仁大义,让人民安居乐业,而以仁治世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,是中华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,在他统治期间,天下太平,边境安定,经济繁荣,科学文化发达,人民生活安定。当之无愧为我们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仁君之一。

他审时度势,知人善用,宽宥清明,在位期间英才辈出,名臣辈出,灿若繁星,宋仁宗虽自己资质平庸,但整个仁宗朝却是钜公辈出,尤千载一时也。唐宋八大家,其他六位赫赫有名,如雷贯耳的宋人就出现在仁宗朝代——他们是欧阳修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。还有数不胜数,名动一时,名扬四海的历史名臣都在这期间粉墨登场,他们之中有杰出的政治家,思想家,文学家,有范仲淹、吕夷简、杜衍、庞籍、包拯、韩琦、富弼、文彦博、狄青、张方平、赵抃、范镇、司马光、吕公著、吕公弼、吕大防、吕惠卿、曾布、章惇、范纯仁、柳永、晏殊、宋庠、宋祁、梅尧臣、苏舜钦、蔡襄、张载、邵雍、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沈括、苏颂等,因此苏轼说过“仁宗之世,号为多士,三世子孙,赖以为用。”连子孙后代都用不完。林语堂曾经说过,这是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。

宋仁宗期间不仅文化发达,科技也突飞猛进,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,除了造纸术,其他三大发明――活字印刷术、火药、罗盘,都出现于仁宗时代。社会的空前繁荣,虽然他默默无闻,不声不响,没有什么丰功伟业,战果累累,但他的光彩形象不会就此暗淡无光,明珠蒙灰,被掩盖在历史厚厚的尘埃之中,不见天日,反而熠熠生辉,光彩照人。

《宋史》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:“在位四十二年之间,吏治若偷惰,而任事蔑残刻之人;刑法似纵弛,而决狱多平允之士。国未尝无弊幸,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;朝未尝无小人,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。君臣上下恻怛之心,忠厚之政,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。子孙一矫其所为,驯致于乱。《传》曰:“为人君,止于仁。”

宋仁宗最主要的最为可贵的美德表现是节制,克制,容忍,包容。不光表现为他本人对声色犬马,食色享乐的节制,更是表现在对个人君主权力的自我克制。宽容仁厚,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,虚心采纳言论,哪怕是对他私生活妄加非议,也绝不固执己见,打击报复。“人主居崇高之位,持威福之柄”,“事无大小,悉付外廷议”,时人评价“仁宗皇帝百事不会,却会做官家”。宋仁宗在位虽久达四十余年,却从无揽权自专的表现,有下面的史料为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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